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0 08:55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4 22:44
熟悉黄际遇的友人、学生，几乎都公认他是一个学贯中西、兼长文理，并于书法、棋艺、体育等项皆精通的博学才子，且精力过人、效率特高。认真研究过他日记的杨方笙先生，著文《黄际遇和他的〈万年山中日记〉》，称他“是个了不起的学问家。”下面主要摘抄数篇有关文章的一些段落，介绍他的博学和德艺。
黄际遇少年时期学习国学，功底较深。1936年，他再次到中山大学时已年过半百，分别给文、理、工三个学院的学生上课，他的研究兴趣，逐渐向国学方面转移。抗战期间，在粤北坪石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据他的学生、当时的校长张云回忆：“远处十余里外之清洞底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竟还请其讲授骈文，黄师欣然而起，善诱循循，常谓：‘此义务功课，较诸受薪而为者，兴趣更浓。’”他对听课的学生说：“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他上骈文课时，“随着那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板书“一律用篆文书写黑板。既写得快，又写得好，真够得上是铁划银钩了。为什么要写篆文呢？他说：‘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嘛，应该学！’”听过他课的学生何其逊说：“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薰陶。”此外，他还开《说文研究》课程，圈点十三经、《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书，着力于音韵、文字、训诂、方言之研究。著有《班书字说》、《潮州八声误读表说》等诸文。他“由喜读骈文而兼喜楹联，日记中不仅选录大量前人联语，自己还撰作了不少题赠对、格言对、集句对。对于能充分体现汉字精巧特点的灯谜、酒令，他也颇感兴趣。”
黄际遇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写日记很用心而且不间断，数十年如一日。书法秀健，词句典雅，内容不拘一格：或记高深数理的推算方式，或记象棋的得意步骤，或抒身世家国之感，或叙眼前景物，兴之所之，拉什写记。”他为什么多年不辍地坚持写日记呢？在《万年山中日记》第7册的小序中，他总结出写日记有“三得”，简言之即“记治学日记具有铢积寸累、以备遗忘，及时采录、化为血肉，爬梳得失、吸取教训的作用，它的好处很多。”他在山东大学的同事梁实秋（1902—1987）说：“他的日记摊在桌上，不避人窥视，我偶然亦曾披览一二页，深佩其细腻而有恒。他喜治小学，对于字的形体构造特别留意，故书写之间常用古体。”“由于它全部用的是文言文，有些还是华丽富赡、用典很多的骈体文，文章里用了许多古今字或通假字，而且绝大部分没有断句、不加标点。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几乎触目皆是荆棘，无从下手。”“蔡元培先生曾说：‘任初教授日记，如付梨枣，须请多种专门者为任校对。’”
1926年以前黄际遇的日记，由于那年冬天他乘海轮南下时，触礁落水及海盗洗劫，已无存，以后有一小部分散失。尚留存下来的有《万年山中日记》24册、《不其山馆日记》3册、《因树山馆日记》15册、《山林之牢日记》1册。这些遗作，主要由他的第3个儿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家教（1921—1998）保存。后来黄家教同诸兄弟商议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赠交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名人档案库”永远收存。
书法也是黄际遇的强项，“黄际遇书法始学颜柳，后又博览诸家，尤精碑学，得《张黑女碑》之神髓，形成健朗清癯，俊逸淳穆的书风。”“为享誉大江南北之书家，……所用篆、隶、真、草，咸臻其妙。其翰墨飘逸潇洒，或为劲拔，自成一格。”“他经常应人之请作书，兴会淋漓时一日可多20余纸。”抗战期间在坪石，“慕际遇之名而立雪问字者，踵接肩摩。”
黄际遇“自幼酷爱象棋，品艺俱高，曾总结出‘狠、准、稳、忍’四字诀”。“在广州及香港时，曾与穗港名手对弈，常不相伯仲。”梁实秋说：“他的日记里更常见的是象棋谱，他对于此道寝馈甚久，与人对弈常能不用棋盘，即用棋盘弈后亦能默记全部之着数，故每有得意之局，转逐步笔之于日记。他曾遍访国内名家，棋艺之高可以想见。”此外，还喜欢体育，“青年时代喜击剑，善骑术，兼喜足球。在日本时，曾获击剑比赛之荣誉奖。”“在青岛大学时，曾被请去作过学生足球赛的执法裁判。”
黄际遇不仅在文、理、艺、体等诸方面博学，而且提携后辈，品德高尚。张云说：“黄师学贯中西，有过人的美德。豪快诚挚，使人乐于亲近。”40年代，他第三次到中山大学，已年近花甲，除担任该校数学天文系主任、中文系的国学课外，还兼任校长室秘书。此时的校长（代理）是他的学生张云。张说：“我在坪石掌理中大时，黄师慨然降尊，屈就记室，事无大小，莫不躬亲，职权所关，必谦虚研讨，减轻了我对事务的关怀，而增加了我奋进的活力。他常对人言：‘青出于蓝，我当辅之，以成大业。’诚挚热烈的心情，令我感激到无可言状，惟有尽着弟子敬师之礼，事之如父而已。”张又说：“我在职时一切的书札和题词，多由黄师代笔，虽片言只字，受者如获珙璧。夺他人之美，我常表歉意，而黄师却常引中国社会文字应酬之习惯以为解慰。嗣更以积极的鼓励，以代消极的慰安，说：‘有为者，亦若是，世上无不可之事，汝天赋高，努力多读多作，自然有成。’”他的女婿钟集曾问过他：“何以做秘书？他答：‘以老师入幕府，自古都有先例。’”
黄际遇身材魁伟、步履雄健、端庄严肃，但并不令人生畏。平时喜穿布长衫，在长衫胸前左右两边各缝一口袋，一个细长，一个短宽，细长的是插钢笔、铅笔或粉笔，另一个装眼镜，他说这是为了用进取其方便，也是他独特的风格。他嗓音调门高，属广州官话。“为人豪爽，好客重友，涉足文理两大领域，脚迹遍及全国各地，同他交好结识的朋友为数众多。”梁实秋说：“友朋饮宴之间，尤其是略有酒意之后，他的豪气大发，谈笑风生。他知道的笑话最多，荤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绝倒，甚至于喷饭。我们在青岛的朋友，有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
黄际遇原配夫人陈氏，生有3子2女；继室蔡氏生4子1女。他共有子女7男3女，成年后都在广州或澄海工作，大多数从事大、中、小学教育，现在多已过世。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1日，黄际遇从北江乘船返回广州途中不幸失足落水遇难，遽然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中山大学各院师生，大家都深深痛惜这位文理双全、诲人不倦的老师；亲朋友好，不少作挽联寄托哀思，老舍（1899—1966）的挽联云：“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戴季陶（1890—1949）、朱家骅（1893—1963）等知名人士也敬送了挽联。中山大学当时的“代理校长金曾澄、新任校长王星拱、原代理校长张云、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组成黄际遇治丧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广州市区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旧校址小礼堂举行黄任初（黄际遇字）教授追悼会。由教育部特派员张云教授主祭。”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决定组织黄任初教授著作出版委员会，筹集奖学基金，以作纪念。张云说：“黄师生平文艺作品十九存于日记中，今阅其日记，不论整篇零简均极美妙，百读不厌。……追悼会之后，我便提议把他的日记全部影印出来，但以目前的物质条件所限，对此还不易办，结果还决定将日记中有永久性的作品，及其他单篇文字先行抽选付印，同时并列为中山大学丛书之一”。后来由于张云出国，国内时局动荡多变、经费困难等因素影响，黄际遇著作文集一直拖到1949年，张云回国，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于1949年8月才出版，书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丛书）黄任初先生文钞》。出版经费得到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捐助，以表示他们对黄际遇先生的敬意。
1947年2月8日，国民*特发布一则褒扬黄际遇的命令，全文如下：“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志行高洁，学术渊深，生平从事教育，垂四十年，启迪有方，士林共仰，国难期间，随校播迁，辛苦备尝，讲诵不缀。胜利后，归舟返粤，不幸没水横震，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耆宿。此令。”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由*发布命令褒扬的第二位数学家，第一位是1927年故去的胡明复。上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有关人士曾有出版《黄际遇先生文集》的动议，已请黄海章先生作序， 后因“文化大*”十年*而中断，至今尚未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