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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4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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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初，一批中国先进分子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向西方学习上。先是觉得国家技艺落后，武器装备不如西方，于是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办工厂、修铁路、建海军，开展洋务运动。但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迫使人们发现改制度比造器物更重要，于是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掀起维新运动，便有了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结果只进行百天就被顽固派破坏。
随后又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继而爆发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但同样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可见，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中国原有的封建专制制度太陈旧，应当用新制度将之取代，并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拯救中国，但现实却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混战，造成超过三千万人的伤亡，也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一战后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走出了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新路——社会主义道路，这给当时正在苦苦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出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黑暗中的希望。
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崭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建立，归因于俄国的先进分子组织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使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将广大工农大众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很显然，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俄国社会主义的成功，这自然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二
其实，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入中国。1899年2月至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登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其中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
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和革命派朱执信等人，也都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过零星介绍。但是，当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加以特殊注意。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
在这之前，虽然各式各样的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主义和学说已经传入中国，但这些主义和学说对未来社会的构建，都是理论家纸上谈兵或幻想式的描述，没有当然也无法转变成客观现实。
马克思主义与别的社会主义流派不同，不但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和科学的学理分析，而且可以指导改造客观现实，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成为最好的例证，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由此而生。
瞿秋白曾经说过：“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彻底破灭，五四运动随之爆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俄在十月革命后，曾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竞相设法了解十月革命，相信能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
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俄国的。1920年3月，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同年8月，他还与何叔衡在长沙发起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同上，第354页）。
刘少奇也回忆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高志中编：《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经历》，人民出版社2019版，第18页）
十月革命后，一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也开始感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意识到中国只有走这一道路才有前途。
林伯渠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策动湖南独立，后又参加了“二次革命”，担任岳州（今岳阳）要塞司令部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回国从事反袁活动，后又参加1917年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这样一位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先驱，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
他在自述中说：“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
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林伯渠自述》，《人物》1982年第2期）
三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自然离不开一批革命先驱者不遗余力的宣传推介。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1919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也先后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正如当年一份文献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同年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启事中还登出了十九个发起人的名字。这十九个发起人，后来几乎都成了共产党员。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在这一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
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灿烂之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十月革命影响，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德国、匈牙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曾一度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马克思主义最终没有成为这些国家思想的主流，而在离其诞生地十分遥远的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严密的科学之外，还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艾思奇曾就此做过精辟论述：“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第26号，1939年4月28日第6版）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不只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很多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不但不感到陌生，反而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一见如故的感觉，从而激活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里原本就有的追求和向往大同社会之基因。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在回顾自己思想转变时曾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
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8—1059页）正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思想共鸣，诞生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不变的信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根来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扩展资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做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
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话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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