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基本判定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是其核心问题。
2015-2050年间，中国老年（65+）人口总量将从1.4亿激增至3.65亿左右，预计在2055-2060年达到峰值（4亿以上），之后的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进入所谓“高位平台期”；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最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尤其2017-2021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
老年人口增加是影响未来抚养比上升的主导因素，生育政策调整虽必要但效果有限。
我国6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预计分别于2020-2025年和2030-2035年超过0-14岁少儿人口，且2030年之后老年人口自身结构的老化开始凸显。最迟由2030-2035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重点将明显向老年人口倾斜，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至现在水平的3倍以上。目前按传统概念推算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
虽然生育政策调整也会带来少儿人数增加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但现有调整至少要到2025-2030年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的影响，主导抚养比上升的依然是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提高。
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居家养老都是最主要的养老形式之一，几乎所有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地通过家庭或社区得到相应养老服务。但随着我国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家庭结构格局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在未来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有待重新研究。
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升，政策价值有待挖掘。
2010年，我国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60+）的预期余寿分别为20.04岁和23.14岁，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17.22年，平均带残存活时间约为2.53年，相比2000年均稳步提升。不同口径的老年人口失能率区间为10.48%-13.31％，其中重度失能老人比例不会超过3%（1.55%-2.99%）。
现有的制度安排模式尚未对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提升这一现实进行必要的调适，对其益处未有效利用，对其可能带来的压力也未及时反应。这尤其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和老年科技发展的滞后性，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长寿风险”问题。
几项中国“优势”
为应对银发浪潮的危机，发达国家纷纷建立长期照护制度。如英国倡导社区照顾模式，德国、日本、韩国相继确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家庭观念、地理区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
中国具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的历史文化传统。
孝文化奠定了中国养老的价值理念基础。在此基础上，孝伦理所强调的尊敬父母、长辈，反哺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并扩及其他老年群体，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和意义。而由孝伦理延伸的邻里互助意识，也有助于拓展养老服务资源。
从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实践看，社区居家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当家庭成员不能及时提供老年人需要的帮助或服务时，邻里间的相互扶持尤为重要。中国有句俗语叫“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熟人所形成的小范围生活社区，为人们相互之间的帮助提供了便利。
家庭在中国养老主体中始终是可依赖的中坚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变迁，中国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直系家庭数量略有增加。老年人独居、与已婚子女共居是两种并存的状态，表现出“传统”和“现代”居制交织的特征，可知家庭在中国养老制度安排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大国的区域差异与规模优势为中国解决老龄问题提供便利。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压力将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这将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复杂化，但同时也为东部地区延长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创造了政策腾挪空间。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而与此同时，大国规模优势也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宏观战略与资源配置聚合力。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础，为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为我国统筹配置国内外资源、分散人口老龄化风险提供了条件。
（节选自彭希哲教授在2017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原题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思考》）